时薪200元,这个女孩值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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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薪200元,这个女孩值得
发布日期:2022-08-12 11:32    点击次数:185

作者 | 路迟

王婵第一眼见到那位肺癌患者时不由得心一紧,对方陷在轮椅里,戴着口罩和帽子,身上挂着呼吸器。王婵从家属那里得知,他“剩下的日子不多了”。

这是个相当年轻的小伙子,不到三十岁,平时不吸烟不喝酒。

因为必须有人贴身陪护,也不能随便去公共场所,患者家属请了陪诊员王婵一起去医院。王婵先替患者挂好了号,排好队,把预约、缴费等一系列流程都安置好后,再去酒店接患者与家属。

做检查的时候,患者取下口罩,“是真帅啊”,王婵唏嘘不已,“上天作弄人”。

王婵让人称呼自己“小王姐”,做“陪诊员”恰好半年。这段时间以来,小王姐遇见过形形色色的患者:绝症晚期的年轻人、瞒着家人去流产的女孩、还有从东北跑来的患者,趁隔离期间,王婵先代他去问诊和预约检查,等轮候到了再让患者亲自去医院。

“陪诊员”这个职业的诞生与医院繁琐的看病流程脱不开关系,从挂号开始,取号、排队、候诊、缴费、检查、取药……一系列繁琐漫长的程序,可能会比看病本身更让人犯愁。于是,熟悉这些流程的“专业人士”便诞生了。

“陪诊”即陪伴就诊,陪诊员能帮忙处理挂号、排队、取药、取片、打印病历、邮寄药品、办理出入院等等杂碎事项。

越是在大城市,独自看病的患者就越多。除了老年患者,大量异乡漂泊的独居青年也有陪诊的需求,他们看病的事情通常瞒着家人,也不想麻烦朋友。这些庞大的需求,催生出了陪诊员这个新兴群体。

01

看病是个体力活儿

7月初的广州,一场台风过后的清晨,早上8点,南风窗记者与王婵一同准时走进广东省中医院外科。这时,距离客户挂号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,王婵领着记者轻车熟路地注册入院登记码、出示健康码,入院后,她又熟练地找到科室,并开始等候。

今天的任务不难,只是受客户之托,帮家里的老人开具某样针对特定疾病的药物,因为只有特定的医院和医生才能开到,而患者一家不在本市,于是他们找到了陪诊员王婵,后者可以帮助患者节省下这些成本。

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后,王婵终于坐到医生面前,旋即却被告知挂错了医生,要到另一位专家那里才能开药,当日专家不坐班,只能明天再来。

白忙活一上午。

但因为是患者自己挂错号,王婵依然按规定算了一个小时的费用,200元。

在医疗资源集中的省会城市,一方面是医疗系统的庞大丰富,另一方面则是人流量同样庞大,人们需要花费许多的时间、精力来为自己的病痛找到根源和解药。

说起来,王婵最初产生做陪诊员的念头,源于自己几年前怀孕时经历过那些心力交瘁的产检。虽然在现场,不少产妇都有老公陪伴,但老公只待在产检房外,王婵看见“大多数人都在玩手机、打电话”,从时间上来也属于陪伴,但“从状态、心理上来说就不属于了”。

身为产妇,当她自己从产检室走出来看见老公“耗时间”的状态,难免产生失落的情绪。

怀孕的时候,王婵已经停掉了原本的销售工作,从那时起,她开始思考能不能有人帮忙完成面诊和检查以外的流程,让生病的人节省精力呢?

她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宣传自己,从接散单开始,慢慢发展起来一个小团队,手下带七八个人。目前,王婵几乎每周都能接到单,长的有陪诊一整天的要求,大概要500块,短一些的如取结果、代问诊,费用从50元到200元不等。

与王婵入行前的预想不同,找到她的患者中,老人占比反而不多,她陪诊过年纪最大的仅51岁,反而是一些年轻人,不愿意让家里人知道自己病情的,会主动要求陪诊。

确定一位陪诊对象后,王婵会要求对方提供自己此前所有的病历,有的患者会隐瞒,比如一次,一位患者不愿意王婵告知医生一种传染病史,“如果她自己去看病,可能就不会说了,但我还是得如实告诉医生”。

王婵看来,陪诊不仅是用金钱交换时间、精力和体力,对他们而言,更意味着一份“责任”。因此,即便患者不愿意,她也必须要求对方留下一个紧急联系人的电话。

不过,普遍而言,更多“看病难”的主要群体仍然是老人。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诸多,除了腿脚不便、眼神不好等普遍情况,如今遍布各大医院的自助机器、数字流程等等,也容易将他们置于孤独无助境地。

90后陪诊员唐欣总能在医院看见老人扎堆排在挂号收费的人工窗口前,或是望着人流不知所措,而旁边大量自助机却空着的情况。唐欣问过他们,得到几次回答都是“我不会”。有个老人告诉她,“我儿子会,上次来一个小时都不到就结束了,但今天他没空”。

还有一次,她接了一位女士的订单,要求帮忙陪70岁的父亲去看病。然而,一切都对接完毕后,见到患者当天,老人才得知女儿给自己请了陪诊,他当即大发雷霆,非要女儿将唐欣“退了”,“他觉得自己不需要人陪”。

架不住老人家态度强硬,女儿只好请唐欣回去,为表歉疚,100块定金钱就不用退还了。

唐欣渐渐发现,“陪诊”除了字面上的陪护诊疗流程,一些心理、伦理方面的处理和考量也是不可忽视的。比如,面对一个要求陪伴去流产的年轻女孩,唐欣可以为对方提供物理上的陪护和流程上的代劳,但面对女孩要求的“冒充亲属签字”,唐欣说什么也不答应。

02

夹缝中的职业

目前,在闲鱼等一些交易平台上,陪诊行业的工资大多相差无几:一线城市是半天200元左右,二三线城市对应减少50-100元。

作为近几年才兴起的小众职位,陪诊师还未被市场正式接纳。转行做陪诊师的理由和大多与他们之前的职业有关,从护士到销售,从老师到保险经理人,行业跨度很大,理由却都能找到重叠。

在做陪诊师之前,唐欣原本是一名护士,2014年,她从医学院毕业,来到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工作,六年内,她见过太多因“非疾病性”原因导致耽误治疗的个例,比如异地看病不清楚流程的患者、独自前来就诊却跌倒的老人、顶着大肚子或前后抱俩孩子就诊的妈妈……

2020年,唐欣辞掉了护士职位,开始全职做陪诊师。因为是从医疗相关的职业转行过来的,她对大医院里的设施、一些突发情况的基础反应和处理更有经验。

一次,她接到一位从江苏农村来的患者,对方先在当地省会医院查出了结节,希望到大城市来进行治疗。唐欣将客户发过来的资料看了一下午,凭借一定的专业直觉,她觉得和自己以前看到的一些病例不大相似,一个唐突而乐观的猜想闯进脑海——“可能不是肿瘤”。

她先按照要求帮对方到医院挂了专家号,将片子等资料拿给医生看,医生竟真建议患者重新来做诊断。唐欣便帮客户预约了一周后的检查时间,后来一项项检查完成后,“果然是良性的(肿瘤),应该只需要做简单切除”。

王婵曾经是做销售的,因生育而辞职,再然后,不少行业陆续遭到疫情波动,王婵也暂时回不到原先行业了。

她也考虑过待在家做“全职太太”,但她和老公的经济条件谈不上特别好,多一份收入可以实打实地提升生活质量。另外,王婵也自认为是个闲不住的人。

41岁米亚在做陪诊员之前,当了近十年的家庭主妇。人到中年,感受到生活日益枯燥乏味,想找个兼职,却自觉没什么工作技能。

一次,米亚在工作日去医院,注意到大多数人都是独自来看病,取号、候诊、检查、取药,“楼上楼下几趟跑下来都精疲力尽,年轻人都受不了,更别说老人了。”

她在网上偶尔了解到“陪诊员”这个职业,虽然还并不普遍,但上手简单,只要有人有需求,就能随时开始。

米亚的第一位客户是一位老大爷,不知道具体症状,只是说“身体不舒服”,想去检查。大爷担心医院拥挤混乱,自己体力跟不上,孩子又在国外,便想给自己找个陪诊。

那天一大早,米亚就陪老大爷到了医院,从取号开始,到排队、缴费、上下楼做检查、复查,最后开药,帮大爷用笔记本记下医嘱,一系列流程完成后,已经临近傍晚。

一天下来,老大爷的话多起来,“听得出他挺开心的”,米亚也挺开心的,虽然累了一天,但她真切感受到了这一天的意义,有了一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充实感。分别的时候,米亚送老人上了出租车,坐在车里,老人还一个劲儿地朝她挥手,米亚忽然觉得,这不是一次陪诊,而是“两个孤独的人的约会”。

不论由于什么原因,做这一行,同情心是必要的。从护士视角切换到患者视角,唐欣忽然发现了自己曾经存在过不少偏见——她以前总会因为就诊者反复重复的问题而烦躁,忙碌中难免对患者产生情绪上的不耐烦。现在,这样的偏见因为职业的变换,有了新的视角。

林珍曾经是一名保险推销员,在保险行业4年,“见过太多因病返贫的悲剧”,对奔波于求医问药路上的人们,她渐渐地多了一份共情和恻隐。

他们到底需要什么?而作为陪诊员,真正能提供的又是什么呢?

03

找寻价值

长沙女孩小麦从没一个人去过医院,直到今年7月的一天,毕业后独居的她忽然胃疼得厉害,从早到晚一点东西都吃不下,吃了也会吐。

她原本不打算去医院,疫情期间去大医院流程繁琐,折腾身心,“一个忍着病痛的年轻人不比一个腿脚不便的老人更敏捷”。但捱得实在受不了了,她开始考虑“找个人陪我去”。

她想起之前在抖音等平台看到过陪诊宣传,辗转半天,最终联系上一家号称提供陪诊服务的机构,心想“如果是机构大概会正规点吧”。一个挺开朗的女孩对接了小麦,女孩自称以前就是做护理行业的,随后,她到达小麦家附近,陪上她一块儿去了医院。

在医院的四个多小时内,陪诊员帮小麦取号、排队候诊、预约胃镜、缴费,最后按小时收费,小麦付给对方200元。对小麦而言,这第一次陪诊经验让她觉得最有效的是“有个人陪着”,避免让她一个人面对混乱、未知的医院。

今年3月,深圳的独居女生陈杉把脚崴了,得去医院拍CT做检查,在找陪诊员的时候,她原本也想找个女孩子,但最后添加上一个男性,对方说自己帮忙推轮椅抬轮椅或许会方便些,陈杉便答应了。

检查只用两个小时就结束了,分别的时候,陈杉坐上了出租车,陪诊员也主动上了车,陈杉有点意外,“我没有要接送服务”,但对方还是坚持将她送到了小区门口,没有多收小时费。这点让陈杉意识到,如果以后还需要找陪诊,“不论男孩女孩,只要细心,都能给患者提供心理慰藉。”

目前,陪诊这一职业在市面上仍然属于“散装”状态,入行尚没有专业、经验等门槛要求,一些自称专门做陪诊的私人机构,也多是挂靠在其他服务内容上。

对患者而言,一方面,普通人容易将陪诊服务与全国大力打击的黄牛、医托等灰色群体联系起来,从而产生抵触心理;另一方面,由于信息渠道有限、行业专业度不够,陪诊人员在客源和宣传方面也存在一定阻碍。

王婵同时感到欣喜和无奈的是,大部分医院、医生都对陪诊员有一定的支持程度,但在网络上,王婵的账号和发布的图文消息三天两头就被删除,甚至账号也会被封,但她却始终不清楚哪里有问题。

由于行业普及度还不够、从业者尚未进入机构和规范阶段,在网络上,“陪诊员”与有需求的患者之间,还未能搭建起畅通的沟通渠道。

不过,无论在任何行业,或有一点方向可共通:积累经验,让自己在某一领域变得更专业。

做陪诊员一年半后,唐欣总结出一些看病的经验,比如:“第一次去医院不要挂专家号,可以先挂普通号,把该做的检查都做了,拿到化验、拍片结果,有详细检查的必要再去挂专家号。”

如果一定要挂专家号,“很多大医院的专家和权威坐诊时间都在周一、三、五上午,可以多选择这个时间段挂号”。

“有人认可我们的价值,就能做下去。”王婵这么给自己打气。一次,她陪伴一位肿瘤患者去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做化疗,化疗室的空调温度很低,很多患者家属穿着棉衣,王婵用毛巾包着热水袋,放在患者输液管流经的皮肤上。

这是个极其微小的动作,但王婵记得,当时周围其他病人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,这一瞬间,她感受到自己这份“不太稳定”的职业存在着某种“确定的价值”。

(文中受访者为化名)

(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受访者,部分来源于网络)

编辑 | 莫奈

排版 | 菲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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